费仕良出生于太湖西岸的水乡秀地——宜兴，江南的地蕴养成了他机敏灵动的特质，而童年艰苦的求学之路更成就其坚毅。
“母亲告诉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她对我有很深的教导与教诲”。从高等院校毕业的母亲自费仕良幼时就教导其知识。在母亲的熏陶下，费仕良不断地坚定求学的理想，然而母亲的早逝，家境的穷困，不得不让他在少年时便独自面对生活的悲痛与求学的艰辛。“以前都是乡间小道，路从家到学校十公里，早上去，晚上回来。那时候，一穷，二没饭吃，三只能走。特别是冬天来了，寒风凛冽，大雪飘飘，我一个人没有帽子，光着头在风雪里走着，还摔了一跤。当时就想，为什么我会这样苦？母亲又去世得早，老想妈妈你在哪里啊！”谈及回忆使费仕良眼神凝重，低头深思，但随即又重整声调，富有力量地说道：“当时回初中上课，我就写鲜花很漂亮，它在温室中长大，经不住我这样的风雨，我说我是根野草，经风雨，任人宰，只要我不死，明年的春天又是一棵新草；假如我死掉，生命力不强，活得也不会长久。”
少年所涉的苦难经历打不垮费仕良生活下去的信念，反而让他愈加坚毅，寻求着发展的可能。初中毕业，他离开宜兴，前往常州读完高中，于1957年来到南京农学院农经系读大学，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知识得学，生计不缺的条件下，费仕良得以有机会与土地规划结缘。在当时，中国的土地普遍实行“三三制”，即土地各取三分之一分别用于生产、休息、搞组织建设。对此，国家除了派遣学生去苏留学专攻当时在我国尚属空白的土地规划科学外，还专门成立农垦部来集中处理荒地。在1959年，费仕良被选送至农垦部在华东主办的土地规划培训班学习，历时半年，在183位学员中考试名列第一，于是学校就将他留下来，做土地规划的预备教师。同年9月，费仕良以南农预备教师的身份被送往哈尔滨东北农学院，在由苏联专家举办的土地管理教师进修班学习。
费仕良谈起当时在东北进修时的困难：“当时土地管理教师进修班里连我就12个人，别人都是大学毕业的专家，我们南农去了我一个人，我当时甚至还没毕业。一到哈尔滨，因为不会讲普通话，就被人说是朝鲜族人。那里冬天天气又冷，但家里穷，没有衣服穿，有些同学还说我抗冻，但其实是又冷又穷啊！”当时土地规划教学也倍受曲折，不久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费仕良在1961年返回南农留校任教，同时兼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此后他多次参与政工干部培训，于1969年任党支部副书记。南京农学院并入江苏农学院时期，学院建立宜兴分院去服务地方，费仕良亲身前往南农宜兴分院去主持地方农村工作。1980年3月，南京农学院得到恢复后，费仕良又随复校返回南京，继任党总支副书记，同时积极承担教学任务。于1985年调任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1986年被评为副教授。
在学成毕业后参与工作的30余年里，费仕良亲历教学科研、党政管理、农村服务等多项工作。在其中，他不仅锻炼出了优秀的工作能力，他的知识视野也因此不再局限于一处，而是遍及学科理论到现实运用，上层管理到底层实践。这些多元的经历不断地加深了他对理论与实践的理解，也进一步为他开拓思路，苦中不倒的坚毅又塑造了他勇于创新与担当的精神，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接下来土地管理学院的开辟。
